二青会沙滩排球比赛落幕

1月13日至14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刘国永，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么永波等出席开赛仪式。 这是全国冬季运动会举办以来首次设置群众比赛，旨在鼓励和带动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比赛设置速度滑冰、越野滑雪2个大项4个小项，最大限度彰显了群众冰雪的整体水平和风貌。最终，吉林省获得越野滑雪男子4×1.5公里、女子4×1公里团体接力两项冠军，河北省获得速度滑冰4×200米混合接力、2000米混合团体两项冠军。 为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本次赛事将场地设在户外，设在群众身边，两项比赛场地融合在呼和浩特东河封闭水域内，内圈滑冰、外圈滑雪，周边开展群众嘉年华，岸上群众观赛，办赛观赛体验良好。这也是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的积极实践，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转自1月15日《中国体育报02版》）

河南省体育局近日召开2018年河南省体育局长会议。会议总结了2017年河南省的体育工作，并对2018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2017年河南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效显著，建立市、县两级各类体育协会984个、体育俱乐部580个，指导和带动全省3.1万个健身站点开展全民健身活动，15.2万人次享受到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在城镇地区建设600条全民健身路径、20个拼装式游泳池、100个笼式篮球和足球项目。河南省体育局被列入省城乡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积极融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在农村地区建设220个乡镇体育健身工程和2900个行政村新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接近90%。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省体育局召开了12部门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联席会议。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河南获得25金18银20铜，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成功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塔沟教育集团被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信阳鸡公山、新郑龙湖、确山老乐山被命名为首批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河南省体育系统41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已全部免费、低收费开放。体彩年销量达到133.65亿元，创历史新高。（韩珂）

2011年8月成为国足主帅的卡马乔，是国字号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经由出资方确认选定的主帅——在名义上拥有“选帅建议权和监督权”的资方万达集团给出3个条件：世界名帅，在五大联赛执教，60岁以下。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签约时的喜气洋洋与志得意满，和两年后双方解约时的不依不饶与无可奈何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证明，卡马乔是国足历任主帅中成绩最糟糕的一位主帅，无论出资方还是中国足协乃至中国足球，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卡马乔上任的背景，是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接连捧杯，跑位巧妙、传球精准的技术流球队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球迷，“西班牙足球”成为先进足球的代名词，这也是在国足选帅竞争中卡马乔战胜克林斯曼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在足球世界，“风格标签”并不能完全涵盖球队的技战术能力：精准的短传渗透是技术，精准的长传冲吊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技术支持，就算鼎盛时期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不乏后卫超过50米的长传与前锋直接串联的佳作，“快打旋风”式的反击，更是需要至少3个位置的球员技术和球商同时在线。 所以卡马乔到来之际，专业人士不想或者不愿意说出来的重要真相是，中国球员的技术能力以及对足球的认知，无论如何都与“西班牙式足球”的要求相距甚远，“拉郎配”式的“有钱任性”自然很难收获好的结果。 韦迪的无奈在于，他看中的另一位德国教练托普·穆勒无法进入最后的“决赛”——和主管领导与出资方的意愿相比，韦迪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这是“行政干预”的一个反面案例，即便4年之后“行政干预”带来了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里皮也让国足在一定时间段之内拿出超过球迷预期的良好成绩，但无论结果好坏，国足“选帅”的程序与决定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里皮的“成功”，使得“行政干预”顺理成章加大了力度。 韦迪转岗后曾经承认自己管理足球事务时“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反思来自他对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筹划与推进。但令人惊讶的是，韦迪离开足协6年之后的2019年，球迷再度审视“管办分离”时发现，这样的体制改革仍然显得“激进”。 比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章节明确指出，“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是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主要负责团结联系全国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完善职业联赛体系，建设管理国家足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加强行业自律，着力解决足球领域存在的问题；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中国足球协会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实行财务公开，接受审计和监督”。以此作为对照不难发现，今日现行之足球管理体系，尚不能完全满足总体方案所提要求。 为“圆梦世界杯”国足难走寻常路 2015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份经过多个小组前期调研之后形成的纲领性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目标。全程参与调研的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前司长张剑，2013年接替韦迪担任了足管中心党委副书记兼主任，而现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剑，在长达6年任期里低调务实，参与决策的重大事项中几乎让人找不到他的个人“烙印”。 张剑和韦迪相同的无奈，是在任期间国字号球队(男足)成绩不佳，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中国足球“先天性缺陷”的正常反映。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不到30年，与欧美足球强国不乏百年历史足球俱乐部相比差距极为明显，社会学家“中国足球还处于断代史阶段”所言不虚，而中国足球社会基础之薄弱，亦远非“群众关心”的热烈氛围所能弥补。 比如备战东京奥运会的U23国奥。按照赛程，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希丁克统率的国奥队将参加2020亚足联U23锦标赛预选赛，小组赛3个对手依次为老挝队、菲律宾队和东道主马来西亚队。这项赛事小组第一名球队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球队，将晋级2020年在泰国举行的U23亚锦赛决赛阶段比赛，而在泰国U23亚锦赛取得前3名的球队，才会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换句话说，没有亚洲前三的实力，别想进军奥运。对希丁克来说，“打进奥运会决赛圈”的任务确是“冒险”，对中国足球来说，让曾经在亚青赛小组赛中都无法出线的1997/1998年龄段球员去完成“进军奥运”的任务，也只能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尝试。 毕竟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