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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首次发布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 被典型案例戳中的中国体育“痛点” 健身企业“跑路”后拒不退款怎么解决？体育活动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一定有效？运动员持工资欠条起诉如何处理？参加比赛夺冠后，主办方迟迟不兑现奖励怎么办？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举办新闻发布会，首次发布“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 “‘首次发布’的意义在于提示全国司法机关要重视涉体育纠纷的解决，这种‘重视’将对新修订体育法的实施起到重要作用。”清华大学法学院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曾经涉体育纠纷比较少，各地司法机关对于涉体育纠纷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随着体育事业不断发展，群众体育活动不断增加，涉体育纠纷不可避免越来越多，就需要典型案例发挥“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示范作用。 典型案例背后的行业“痛点” 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首次发布的8个案例涵盖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仲裁范围的典型争议，案例探讨的争议焦点既包括培训机构的安保义务、运动员劳动关系认定、体育赛事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等实体问题，还包括行为保全措施采取、体育仲裁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等程序问题。 其中，关键词为“健身房费用”的“朱某等二百余人与某体育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案”广受关注。案情显示，朱某等人均系健身房会员，因某体育公司“跑路”且拒不退还相应费用，朱某等人陆续起诉。 审理法院认为，某体育公司因房屋租赁问题搬离原经营地，致使其与朱某等人之间的健身服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判决解除健身服务合同、某体育公司退还朱某等人剩余会籍费及课程费用。示范判决作出后，对其他消费者提起的诉讼，审理法院参照示范判决促成该批案件全部调解，并迅速将执行款项发放到位。 “这类案件系涉众型体育行业纠纷案件，法院遵循了调解先行、示范判决、以判促调、调判结合的方式，高效化解了纠纷，为后续体育行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供了经验。”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研究会秘书长董双全坦言，近年，全民健身消费热情持续高涨，各类健身机构发展迅速，涉预付费服务合同纠纷频发，“办卡容易退卡难”已成为民生痛点。 然而，典型案例起到的不仅是示范作用，更是为公众开展健身活动、参与体育赛事提供行为指引与规则参考。“解决痛点需要综合治理。”董双全表示，例如，此前北京、上海等地在健身行业预付费服务合同中设置了“7天冷静期可退款”，而消费者挑选服务机构时也应更加理性，“别只因离家近、优惠大就贸然选择，要对其资质进行考察，提高维权意识”。 此外，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欠付运动员工资案也备受瞩目，法院明确了运动员持工资欠条起诉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 案情显示，某俱乐部向李某出具欠条，载明某俱乐部欠李某赛季绩效工资及奖金，并承诺于两个月之内支付。因某俱乐部逾期未支付，李某向审理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某俱乐部支付所欠工资及奖金。 审理法院认为，某俱乐部与李某之间属于劳动关系。李某以欠条为据直接向审理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无需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应当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审理法院判决某俱乐部向李某支付欠付工资及奖金。 运动员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话题。通常，体育纠纷解决渠道大致有3条：体育组织内部争议解决机构、外部独立仲裁机构和法院，但在国际体育界占主流的外部独立仲裁机构在国内长期缺位，导致运动员维权在司法层面往往要经历曲折历程。 以“足球运动员讨薪”为例，一方面，属地法院可以“体育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为由不予受理，另一方面，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面对已经解散的俱乐部不再有约束力，这就导致运动员常常“求告无门”，董双全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这次最高法指出，类似薪酬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类案件长期‘欲诉无门’的尴尬处境。” 董双全同时强调，法院受理足球薪资纠纷时也将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在裁定赔偿金额时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计算标准，还是国际足联规定的行业规则？二者之间差别巨大，“将来关于足球薪资纠纷的裁判问题，还需要结合足球行业的特殊性进行考量”。 期待更多“更典型”案例出现 为了新修订体育法能全面实施、真正落地，田思源透露，过去一年，对《全民健身条例》进行修订、公布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名单、构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及赛事活动行政许可制度等工作都在推进，而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于今年正式成立更是一项重要进展。 “修订前的体育法关于体育仲裁只有一条规定，且多年来未能实施。”田思源表示，去年6月24日，新修订的体育法颁布后，一大亮点就是增设专章规定体育仲裁，改变了长期以来体育仲裁规定一直未能落地的状况。

本报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贺勇）两年前的4月25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效果图公布。两年之后，“冰丝带”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独特的建筑造型、复杂的索网结构，给施工带来了挑战。国家速滑馆项目运用BIM技术完成了全部土方开槽、地下和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分析及模拟，完成了预制看台板及节点BIM模型创建，采用了主体混凝土结构、预制看台和环桁架等工程平行施工的方式，仅历时8个月就完成了主体结构。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采用全数字仿真、工厂化预制、现场组装、平行施工等多种建设方式，用“智慧建造”模式成倍提升建设速度和建设质量。 北京国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岳鹏表示，仅仅两年时间就将一个占地面积16.9公顷、能容纳1.2万名观众的大型体育场馆由概念转变为实体，而且还创造了国产索在大型公建中首次应用等多项纪录，这是高质量、高速度建设北京冬奥会场馆的生动案例。 2019奥林匹克博览会·故宫大展开幕 本报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季芳）29日，2019奥林匹克博览会·故宫大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本次展览旨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助力2022年冬奥会，展示北京这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的风采。 2019奥林匹克博览会·故宫大展由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支持。展览聚焦奥运之最、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奥林匹克与中国、艺术与奥林匹克、童画奥林匹克和数字奥林匹克等多个主题。 《 人民日报 》（ 2019年04月30日 14 版）

为保障2020年东京奥运会棒球比赛的顺利举行，并确保棒球项目能够继续留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旨在保障棒球项目未来发展的新一届世界棒垒球联合会大会于10月12日至14日在博茨瓦纳举行。 在本届世界棒垒球联合会上，意大利人法卡利成功连任，继续担任世界棒垒球联合会主席。中国棒球协会秘书长陈旭被任命为棒球理事会的洲际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同时，在棒球的理事会选举中，中国台北的彭诚浩当选为棒球理事会第一副主席，美国的保罗席勒当选第二副主席，日本的山田博子、巴拿马的罗滨逊和西班牙的路易斯当选执委。除此之外，会议决定将继续推动棒球运动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和发展。（马艺欧赵浩霖）

备受关注的孙杨听证会，于北京时间11月15日下午至11月16日凌晨在瑞士蒙特勒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举行。本案最终的仲裁结果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月时间才能产生，届时将对孙杨的竞技生涯产生重大影响，但无论仲裁结果如何，孙杨听证会都已经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了重大意义——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笑世今天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表示，一是体育仲裁作为解决体育行业内部纠纷和争议的有效手段，通过这次广受关注的孙杨听证会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值得中国体育界思考和学习；二是，孙杨勇敢地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指出了兴奋剂检测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长期被掩盖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之下，孙杨的争取，有可能促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做出改进。 2018年9月4日，孙杨在一次赛外药检中因为对相关检测人员的资质存疑，而负责该次药检的检测机构又无法临时替换具有完备授权文件的检测人员，导致该次对孙杨的药检没有成功。这就是后来引发高度关注的所谓“孙杨暴力抗检事件”。 今年1月，国际泳联已经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孙杨没有过错的裁定。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并不认可国际泳联的这一裁定，遂将孙杨和国际泳联一同告上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11月15日的孙杨听证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孙杨、国际泳联等控辩方，摆事实、讲道理，将整个事件的原委、矛盾点等公之于众，并将由法庭的陪审团给出最后的仲裁结果。 张笑世表示，体育界内部的争议和纠纷从来都不少见，体育仲裁是解决这种纠纷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目前在国内，体育仲裁的手段还没有很好的使用，这使得一些争议事件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事方各执一词，打口水仗，但是引发争议的事情却在不断重复上演。比如近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CBA裁判连续出现的错判、漏判事件，一方面俱乐部对CBA公司乃至中国篮球协会都有很大的意见，另一方面，当联赛、协会作出相关处罚决定之后，俱乐部又无法接受。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体育仲裁法庭提供一个供当事方厘清事件原委、剖析事情原因的渠道，既有助于各方化解矛盾、缓和情绪，也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一个运动项目更好的发展。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体育仲裁形式的出现，比如中国足球协会就设有内部仲裁的制度，但是真正的体育仲裁机构应该是独立的第三方，因此，国内现有的体育仲裁形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在本次孙杨听证会上，控辩双方激烈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2018年9月4日晚负责为孙杨进行赛外药检的检测人员是否具有合格的资质，如果检测人员的资质不合格，孙杨是否有权提出质疑和要求对方做出人员调整。根据孙杨一方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称述，一个事实已经很清楚，即2018年9月4日当晚，3名为孙杨进行赛外药检的兴奋剂检测人员中，只有主检官具有完备的授权文件，其余两人的资质均存在问题。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为，即便是在兴奋剂检测人员的资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运动员也应该完成检测。张笑世表示，这实际上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种傲慢表现，即规则都是我说了算，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有瑕疵，但是运动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张笑世表示，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程序正义都是一个前提条件。从兴奋剂检测的工作来说，程序正义就表现在无论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是运动员，都应按照规则去做，规则不是只针对某一方的。 不过，长期以来，出于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权威的服从，即便兴奋剂检测工作中存在一定的瑕疵，绝大多数运动员都是默认。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上凡是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案件，多数情况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都是胜诉的一方，这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感。此次孙杨敢于提出兴奋剂检测工作应体现公平原则和对运动员的尊重，在张笑世看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无论最终孙杨听证会的仲裁结果如何，这次事件之后，相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未来都会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进行改进和调整。 本报北京11月1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慈鑫来源：中国青年报